选片人：“你们不能管管？”

年轻人无奈：“我们不能干涉导演自由。”

选片人觉得自己可以退一步：“他这种行为你们不支持吧？”

年轻人点头：“这是他个人行为。”

选片人道：“他违背了纪律，你们给他一些惩罚，比如禁止执导什么的。”

年轻人面色一变：“《无人区》在柏林电影节上映的版本，合法合规，你这是让我们违法？”

选片人：“你们一句话的事……”

年轻人立刻打断道：“我们尊重导演个人选择，言尽于此。”

看着垂头丧气的选片人，年轻人心里雀跃，但还是给倒了一杯茶。

《新京报》和《澎湃新闻》一边进行深度剖析，解读金熊奖背后的权力游戏，揭露国际电影节潜规则，引发对中国电影国际化困境的讨论。

然后让自媒体账户聚焦拒奖是自我封闭，两头吃流量。

新京报一位编辑写了一篇深度文章，“宁浩与沈三通的恩怨”，暗示拒奖是“借题发挥”的幕后主导，削弱事件的文化冲击。

发现文章没过，这位编辑敲开了主编的门。

主编：“你这有点过了。”

编辑：“这件事背后主持一定是沈三通。”

主编：“不要阴谋论，可以反对宁浩的拒绝，封闭自守、妨碍文化交流，但不要涉及沈三通，特别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。”

编辑不死心：“能不能在媒体账号发布？”

主编：“不要扩大。”

把编辑打发了之后，主编叹了一口气，他也想黑一手，但还是不敢。

三通娱乐电影下乡已经有些年了，《大圣归来》彻底踹开了一扇门。

量变引发了质变，不能单纯从电影考虑。

如今信号很明显，要重新构建基层组织，电影发挥不了主导作用，但是却展现了人心向背。

没有道理的抹黑，沈三通已经隐退，再不放过，很容易把自己搭进去。

不过电影行业没法躲避。

随着三通娱乐的发展，生存空间已经缩小，如今“宁浩拒奖”，彻底要断了他们的利益。

五代导演有些保持沉默，有些公开反对。

六代则是群体公开批评宁浩“破坏行业生态”，称其行为“让中国电影人海外参展更难”。

贾樟柯、王小帅等独立导演表达强烈反对。

贾樟柯：“宁浩是害群之马，如今国际电影节要紧急评估风险，多个项目的发行方和资方撤资敏感题材项目。宁浩这一闹，欧洲策展人以后看到华语片只会更警惕，我们这些认真拍片的人全被连累！”

王小帅：“艺术电影融资雪上加霜，未来大家都去投主旋律或纯商业片，观众选择越来越少。”

不争论还好。

非要争论，有些事开始上台面。

很快。

柏林电影节被趴的干干净净，底裤都不剩。

不需要沈三通小号，如今三通娱乐早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体，自然开辟了不一样的媒体生态。

柏林电影节不上称还好，上了称真的经不起审视。

首先，柏林电影节是在冷战期间创立的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当时的西柏林作为西方阵营的“飞地”，作为西方的前哨，需要文化上的展示来对抗苏联的影响，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。

电影节的创立是为了展示美式文化自由，具有浓烈的阵营对抗意图，是冷战文化宣传的一部分。

因此，柏林电影节的创立之初便是为了政治目的。

即通过文化艺术来宣传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，进行意识形态对抗。

和艺术、文化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，也是半点都没有。

以往没人在乎的创始人身份，在争论中浮出水面。

柏林电影节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奥斯卡·马特，oscar artay。

他曾在美国陆军服役，代表美国军方参与战后德国的文化重建。

是美国驻柏林的情报官员，后来转为电影官员，战后美国“文化外交”策略的执行者。

旨在通过艺术和电影推进“美式民主价值观”，负责在西德实施“文化去纳粹化”工程。

作为电影节的真正操盘手，很大可能来自于美国陆军心理战部队， ary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。

这方面资料不好找。

但可以肯定，“去纳粹”只是名义上，实际上并不是。

因为首任艺术总监阿尔弗雷德·鲍尔，alfred bauer，二战期间曾供职于纳德电影监管机构，reichsfiltendanz，战时担任电影审查官员。

美国只是利用前政权文化精英，打着去纳名义，服务于意识心态宣传。

而鲍尔于1951年电影节